人生只有一个中学时期，它承下启上，与小学相比，摆脱了稚气，与大学相比，没有那么成熟或世故。这是人生中情感最真挚、最富于幻想，能勇敢追求美好未来的时期。在一中的学习生活，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1951年9月初，我按时到重庆一中报到。开学不久，市教育局邓垦局长兼一中校长对我们说“到一中来读书，很好”。在邓校长的肯定下，我们安下心来学习，在重庆一中的学习、生活，我印象深刻：

一中的学校教育强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重庆解放时还是少年，通常说我们是“生在旧社会，成长在红旗下”。当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不断传来，我们在团的组织生活中，学习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学习《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通讯，不少同学还向志愿军写了慰问信，表示要以英雄为榜样，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我们还会见了到重庆来的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英雄黄继光的母亲，她们的讲话，对青少年是极大的鼓励。当年的这些教育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们在高中毕业时的态度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了工作岗位后，能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即使在文化革命中，我也坚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到了老年，还要求自己保持晚节，尽力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追本求源，这都和青少年时受到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一中教育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学习的志向。1953年，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月13日，化学课老师唐询季向我们作了“化学工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报告，唐老师列举了许多化工产品的作用，如讲到硫酸，它不仅能制造炸药，适应抗美援朝的需要，还是合成纤维不可缺少的原料等等。鼓励我们要学好化学课，将来为发展国家的化学工业作贡献。学校的工作重心也由组织同学参加各项社会改革活动转移到引导学生学好知识，为参加祖国建设作准备。1953年转入计划经济建设时期，需要学生学好知识，建设祖国，但并不是要学生闭门读书，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学生还是要参加。如1953年3月6日，斯大林逝世，全世界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万分悲痛。当年3月9日，一中学生步行到尚未建好的大田湾体育场，参加重庆各界悼念斯大林的群众大会，由邓小平主祭，西南局书记宋任穷致悼词，数万与会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这种团结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中看重校园文化活动，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那个年代的校园文化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是组织学生唱革命歌曲。五十年代流行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志愿军战歌”以及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卡秋莎”等一大批歌曲，通过“红五月”、国庆节活动，人人会唱，常常都可听到。这些革命歌曲振奋了爱国热情，增添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诗歌朗诵在校园里也十分流行。我喜欢艾青的一首诗：“我爱我的祖国和勤劳而坚强的人民。我在她的怀抱里成长，她用辛酸的乳汁抚育我，我从小就感染了她的忧伤。当我还是一个儿童，我已有了严肃的心情，我用阴郁的眼睛，看着数不清的苦难，岁月在血泊中浮游，死亡在追赶着生命……”，每当朗诵到这里时，想起抗日战争中，我还不到六岁，从山东逃难出来，逃到贵州时，我父亲去世，母亲去当佣人，生活非常困难。民族的灾难降落在我们头上，不禁泪水长流。还有，由同学自发组织办刊的校园墙报也是当年校园文化的特色。

一中倡导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团结友爱、互帮互学的精神。当时一中的高初中学生，绝大多数是住读。我们班全部是住读，大家朝夕相处。集体生活过得好不好，对学生的思想、处事、为人有重要的影响。邓肯校长、班主任和生活老师都十分关注集体生活，强调集体生活是健康的生活，进步的生活，要发扬团结友爱和互助的精神。我们班有两部分同学特别要求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一是抗战孤儿、二是烈士子女。

我们在一中最后的一年是1954年。这是难忘的一年。从日记中看到：6月25日至27日是高中阶段的毕业考试，7月15日至17日是大学升学考试，7月23日举行了高中毕业典礼。毕业典礼那天，全校师生都为我们祝贺，我们通过讲话、信件向母校表示了感激之情。我保留的一封当时给老师的信中写着：“几年来，你们像园丁一样的栽培和抚育我们，朝暮不息的为我们操劳，是为了使我们个个都是有知识的，同时又是善于劳动的人……，我们不会辜负你们的教导，将来不管是升学或是工作，我们一定有勇气有毅力去战胜一切困难……”。

转瞬间六十年过去了，而在一中读书的岁月历历在目，当年邓校长鼓舞安抚我们的情形如同昨日。我衷心祝愿母校永远青春，越办越好，为祖国培养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建设人才。

作者简介：贾培基，出生于1935年12月，1951到重庆一中就读高中，1954年毕业，1958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1976年起，先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市政府文教办公室处长、市政府高等教育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88至1997年，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任重庆市档案局局长及档案馆馆长。1997年，在重庆创办了《重庆商报》，兼任社长，并兼任重庆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亦是重庆政治学会，重庆秘书学会副会长，重庆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陶行知基金会常务委员，“重庆—莱斯特（英国）友好城协会”会长。1997年以后，任重庆市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3年退休。他在政府任职期间，长期分管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繁忙的政事之余,不断结合工作实践思考、写作,陆侧重对教育理论及教育管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多次到俄、美、英、法、德、意等国进行教育交流和考察，深入研究《比较教育学》，续发表大量文章,在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